環境藝術行動中的巫師與神話創造

環境藝術行動中的巫師與神話創造
文/林純用

會寫這篇東西，也許是我個人想為藝術進入社區找尋一個理由，因有人質疑：「社區需要藝術嗎？」這問題聽起來好像是在問人類需要藝術嗎？如果對藝術的需求是來自於人類的生存本能，則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否這樣就能為環境藝術行動找到理論的支持。因又有人會問：「好，那社區需要什麼樣的藝術？」對於這個問題，我無法作答，因為惟有實踐才是硬道理。
這裡我將從原始藝術的產生及常民信仰的組成，來聯想藝術家與社區的關係及其角色扮演。會有把原始社會的藝術拿來比擬於環境藝術行動，是因為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在嘉義推動的這兩、三年，本身就是在創造神話，而對神話的保留與傳承往往是原始社會創作的動機。
神話的創造[1]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原始社會的創作活動是為了神話傳承之需，是整體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甚至攸關族群的生死存亡，其與神靈溝通儀式中的繪畫、雕塑、音樂、語言無一不與生活相結合，並作為人類心智活動的外顯而成為族群的共同記憶，是以其創作的目的不在藝術或者是為藝術而藝術。
在原始社會從事與神溝通或是創作的人會被承認是具有法力的，我們可統稱這一類人為巫師，而在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裡我們就稱他們為藝術家。藝術家進入社區其身份就猶如原始社會的巫師或是台灣常民社會裡的乩童，其法力的產生來自於差異性與神諭[2]。當神諭被藝術家以各自不同的體認帶入不同的社區，首先就要找到「桌頭」來協助解讀神諭，這就像社區的一些領導人所擔任的角色，再者最主要的組成部份則是膜拜者，而惟有社區居民的參與才能促成這樣的組合。
在神與膜拜者之間，乩童與桌頭成了人與神的溝通管道。原始社會的人們會通過儀式的舉行來與神進行交流，而儀式的產生，經常是結合不同的藝術行為。當乩童或巫師達到通靈或恍神的階段時，人們就知道要準備收受神諭，這時神諭才是真正有效的。表面看來神諭是由上而下的單向旨意，實際上人們也會利用自己的主觀意圖來左右神諭的產生與結果，這時人與神的溝通便是雙向的，而神諭的產生通常是群眾意志的集體表現。
我想從這裡轉而述說藝術行動與傳統社造的不同，主要就在溝通的手段與對象的差異。因為藝術行動的溝通主體是藝術家與居民，其手段為藝術，剛好可以觸動人類內心底層的創作欲求，那是一種基於生存本能的反應，這種本能只因社會的高度分工而消褪在潛意識之中，藝術家們不過是利用了藝術咒語重新喚醒社區居民的那份遠古記憶。不同的藝術家進入不同的社區，咒語的施放就會因人而異，這代表著沒有統一的格式、沒有標準化作業手冊（統一格式經常是由上而下的單向旨意），正是這樣的差異性讓藝術進入社區產生了意義。不用參考所謂成功案例，所有的過程與經驗都可以成為共同的記憶，因為一切都是創作而不是抄襲，既是創作就無所謂的成功或是失敗，有的只是投入的程度問題而已。而傳統社造則是希望完成所謂的典範，典範提供成功經驗，進而告訴他人標準作業為何。可是！環境藝術行動無法提供這樣的典範，但我們可以說出藝術進入社區的難處與挫折、巫師角色的光環消逝或是自我定位的錯亂，可貴的是這些過程或可成為神話而流傳於後。
法力的消褪
若真能如此，藝術將由人類生活的邊界而再度成為主體，進而超越主體[3]。可事件要成為神話之前，總要經過時間或距離的蛻變，先要走進歷史，繼而形成傳說，最後才能造就神話[4]，因時間與距離是最能形塑人們對遙遠記憶及遠方事物的美好幻想。所以這裡我想先抛開神話，再來談談巫師的困境。
去年的神諭「藝術家變成居民，居民變成藝術家」，有效的達到其咒語的自我催眠作用，以致於當我們說出這十四字箴言時，是真的想去達到這樣的大同世界，藝術家們努力讓自己能夠融入社區，居民們也能由最初的猜疑到接受藝術的洗禮。然「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5]，巫師之所以有法力就在於他異於常人，法力的高低往往取決於人們對於他們的「不」瞭解程度，當藝術家盡全力的在與社區打成一片時，可能就是他自我毀滅的開始。所以當藝術家真的變成居民時，其藝術咒語的效果勢將大打折扣，這倒未必是居民不再接受藝術，相反的，更有可能是居民們已經瞭解或學到了咒語，也就是居民真的變成藝術家時，藝術家與居民兩者的差異拉近，神秘感消失，藝術家自然就會失去當巫師的權力。所以藝術家身份的自我消滅過程正是環境藝術行動的逐漸完成過程，藝術家或許能通過這樣不斷的自我摧毀，才有可能不斷的重生，這樣的消長作用似乎也是藝術行動初期所始料未及的[6]。但似乎惟有不斷地通過這樣的辯證過程，才有可能完成這「新類型公共藝術」的螺旋循環、向上提升的歷史曲線。
上述提供的是一種完美的想像，法力消褪的另一種可能是動能的消失。有無數的理論解釋人之所以需要旅行，最重要的一點是關於新環境會對人類的創造力產生巨大的提昇。當藝術家剛進社區時，尤其是都會型的藝術家要進入嘉義這樣農業型態的村莊時，心理上應該會是夾雜著陌生與新鮮感，雖然新環境可能對其生活會造成不適應等問題，卻有可能成為他創作的動力所在。從這點看來，「遠來的和尚（巫師）會唸經」似乎就可以成立，因為人在新的環境裡，是最能感受到那環境中特殊的氣味（不管他願不願意）。而藝術家之所以成為藝術家，可能就在於其感受能力異於常人，能從一般人習以為常的事物之中發現特出之處罷了。然而當藝術家在同個環境中待久了、生活久了，新鮮感消失了，不再對尋常事物產生好奇之心，對環境的不敏感而導致法力的消失，這時藝術家就變成僅是居民了，那作為居民的藝術家該如何維持他的創造力呢？
所以創造一種競合的模式，或許可以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也或許這不會是藝術行動的問題，畢竟多數藝術家進駐的時間長度還不足以達到真正熟悉社區的程度；也或許藝術家們把駐村當作旅行而不是生活、當作遊戲而不是工作，而這之間的差異正是參與行動的藝術家們最難拿捏的地方。因為他們一方面被告知是來生活的，不要有太大的成果壓力；另一方面又要擔負「以藝術豐富社區」的重責大任。而這種矛盾或許是環境藝術行動最可貴的地方，一種新型態的「在地實驗精神」──推翻他人或被他人推翻；推翻自己或被自己推翻。只要不怕推翻就能避免因循苟且，所以藝術家駐村的最高境界，應該是既是旅行也是生活！既是遊戲也是工作！[7]
冷熱之間
文化局長鍾永豐在去年的環境藝術行動尚未開展之前，曾有遠見地下達了兩個指示：首先就是「環境藝術行動不要有成果的負擔。」有了這個前提才有可能讓我們在「旅行與生活」、「遊戲與工作」之間游走，讓藝術家們有自我辯證的機會；其次是「把關係弄對了，把藝術的土壤弄好了、施好肥了，不管丟下什麼種子，它自然而然就可以長出東西來。」這話說得簡單，要放手給藝術家們這樣搞，恐怕他也是公部門第一人了[8]。而策劃人吳瑪悧真依照了這樣的理想去規劃，所以她把藝術家們「丟」到不同社區，讓他們各自發展，結果也真如這些「先覺」所預想的一般，「裏子與面子」[9]都有了，這是去年。
今年，我們發現神話的建立並未如我們想像的容易，首先是經費預算倍增，關愛的眼神也倍增；參與人數倍增，組織結構也倍增，而關係複雜度則是以平方計。若將這兩年的藝術行動作一番比較，首先在行政操作上似乎就有冷熱的差異。由於去年是第一次辦理藝術家駐村，大伙都有一種新鮮感，加以行政結構單純，溝通管道順暢，靈活度夠高，即使所有人都沒有類似的駐村經驗，對社區居民、藝術家或是行政人員而言，出現了狀況也都能立即採取各種不同的應變方式[10]，加上藝術團隊幾乎每天在社區「博暖」[11]，的確很容易感受到活動的溫度，所以可稱之熱操作。但另一方面由於是首次辦理，形成去年主要的力氣是花在梳理人的關係上，所以較少去關注到藝術家進入社區之後，藝術的完成度及藝術與社區的真實需求有否契合。
所以為填補去年在藝術完成度上的期待，今年文化局與策劃人便針對社區的不同屬性，希望在社會性與藝術性兩者兼顧之下研擬出新的駐村計劃，故在參與的社區之中選擇了四個具有議題發展潛力的社區，各安排了一位召集人，而召集人底下又各有人數不定的藝術團隊（從三個人到七、八個人）及一位助理，以協助這四位召集人以各自不同的學術背景，去完成策劃人預設的議題。在今年的駐村過程裏，不同的召集人有人以任務分配的方式完成計劃，有的以自由的方式任其發展。從功能上來看，召集人其實就是單一社區或地區的策劃人，這個設計從結構上而言是漂亮的，似乎這四個社區自此就能各自完成預設的議題，而建立這樣的模式應該是有利於未來結合社區營造的永續可能。
所以藝術行動就從去年主要處理人的工作，演變到今年希望利用組織架構的模式去自我完成；加以活動規模擴大、組織層級變深，冷操作似乎就變得不可避免。其中較為明顯的部份表現在進駐不同社區的藝術家，彼此之間的互動沒有去年緊密，反而是社區的「頭人」們會相互觀摩交流，主動性增加了。只是，完整的架構模式一旦建立之後，藝術行動是否就又變成另一種社造典範，那不就與前面的論說自相矛盾？還好！藝術行動終究還是不完美的，因有人在領導統合的關係上出現自我定位錯亂的問題，當然還有其他，感謝這樣的挫折讓藝術行動不必成為典範。
萬流歸宗
或許對於環境藝術行動的解釋只能用「道可道，非常道」來說明，而其理想境界就在於「無為而治」。為什麼寫到這裡會讓我想將其與老子聯在一塊呢？哦！因為前面似乎都還沒有談到神與膜拜者的部份，就常民信仰的結構而言是不完整的，所以這裡我就嘗試來說說這不可說的部份。
先說今年的新增名詞「召集人」與「助理」，好吧，依照這篇文章的邏輯，召集人就像巫師的頭頭，照階級的關係上看，他應該是法力最強的巫師，尤其是由神的位階下凡來當巫師的召集人。可能是轉換的過程出了狀況，召集人在由神轉變成巫師時，神力卻沒有轉換成法力，但他沒有或者不能告訴位階低的巫師們，實際上他已經失去了神力了。既然召集人失去他的神力，照道理，助理們應該像護法一般，去協助他完成任務，豈知找來的助理們，其本尊是金童玉女而非天龍八部，尚待長成。但本來這也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我們都對自我的期待太高，相對地對他人的期待也太高。期待與現實的落差形成巫師群的內部緊張態勢[12]，法力與神力並無法因架構的完整而得以發揮其預設的神話，至於有沒有相互抵銷，膜拜者可能也沒能看出來，但作為桌頭的社區領導人是一定感受到了這股不協調的力量。至此觀世音菩薩便應該化現調和，但我不是祂，我不過是素還真跟前的秦假仙。而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終究在危急存亡之時顯聖，化解了巫師們小小的心理衝突。感恩巫師的衝突，讓我們有機會看到神力的展現。
其次有關「議題」的設定，相對於神諭的虛幻與不可捉摸，議題顯得就過於實際，實際到讓藝術家失去天馬行空的那雙翅膀，也或許這樣的設定是對應於社區的真實期待，然而，我不禁想要看看，若是沒有議題的設定，這些巫師們能搞出什麼新把戲來，甚至於巫師也不一定是做他擅長的法事，巫師能不能去耕田呢？[13]，耕田是膜拜者的日常生活作息，當巫師耕田時，其與膜拜者的身份就勢必反轉，對於這樣的一個想像或可等到日後來實踐。
也或許是我們還沒參透玄機，沒能真的理解藝術家的特質，或者說沒有瞭解到藝術的本質，其實藝術本來就是由定性走向不定性，反之亦然。自由與創造、生活與真實，不是天平的兩端，它其實是生命的一體兩面，所以對於藝術行動要進入社區，只要能維持它的創作性格，在態度上是誠懇的，便能有所據。
而原始藝術之所以感人就在於真實，一種出於本能的真實，其力量是來自於相信，而不是征服。所以藝術若能回歸本能，從人的原點出發，真正做到自然，不做作、不強求，順勢而為，則可事半功倍。俗話說「先顧肚子，再顧佛祖。」這是常人對於參與公共事務最基本的優先次序選擇，環境藝術行動若是能夠做到藝術進入社區時，是以融入生活的方式進行，「讓藝術成為生活，讓生活充實藝術。」創造出屬於社區居民共同的記憶與神話。讓社區居民相信推動藝術行動是既能顧佛祖又能顧肚子的志業，則藝術行動這間大廟自然就能香火鼎盛，藝術改造人心的事業就能常常久久。
[1]此篇文章緣起於筆者與周靈芝、楊惠雯、許純僖於東後寮閒聊之後的靈光一現，而「神話創造」一詞為周靈芝提出，筆者則提出「神諭」的看法。
[2]藝術行動的神諭在去年是讓「藝術家變成居民，居民變成藝術家」、今年是「讓土地長出藝術，讓藝術豐富社區」。藝術家與社區居民的差異則是多方面的。
[3] 此語出自文化局長鍾永豐的談話。
[4] 此處歷史、傳說、神話的三段式發展為筆者引用鄒族長老高德生的談話內容。
[5] 語出曹丕「典論論文」，此話常被社會學家陳泓易引用，今延用之。本文有多處概念受陳泓易的教學啓發。
[6] 藝術家王耀俊、林彥伶夫婦進駐豐山社區，真正是把自我當成了居民，形成藝術家身份不斷的自我摧毀。
[7] 尼采：「男人的成熟，表現在恢復他孩童時期對遊戲的認真態度。」
[8] 因為現在公部門的多數長官就想著要如何的擠出成績，好巴結上級，誰還管基礎建設的事，尤其是這種看不到的人心的潛移默化工程。
[9] 2006年的環境藝術行動得到台新奬的提名與入圍，是藝評界對公部門活動的一種肯定。雖然沒有得奬，但事後想想，沒得奬可能是一件好事。
[10] 去年萬錦珠在布袋鎮住了一段時日後，發現自己與其他藝術家的駐村方式不同，立即調整方向，在布袋嘴文史協會的協力下進入社區。
[11] 去年梁莉苓進駐和興社區時，就曾發展出一套如何在飯桌上進行藝術行動的武功秘笈。
[12] 這裡尤指進駐太和的藝術團隊。
[13] 太和的藝術團隊曾進行過「藝術家的茶」的實踐，雖然也還是在茶文化的議題內。

藝術同屬，成長同路

文/洪憲成

設立在嘉義縣民雄鄉寮頂村民權路66號的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總站，座落在寒舍對面咫尺。工作總站原貌是昔日電台（放送局）宿舍，關閉了多年，無人出入。余記得童年時，這一片土地上宿舍區中央是棉花田，周邊是喬木，每到花季綻放時，開出的橘紅色花蕊含笑迎人。目前花樹不見了，茁壯蒼翠有勁的茄苳樹都有七十年以上的樹齡了。藝術站成立，正巧，本縣四大工程之一，日式招待所及周圍荒地規劃整頓完工，宛如軟硬體同步一般，相得益彰。
藝術工作站常見在各鄉鎮同心合力倡導藝術的年輕工程家回返，夥伴們一起團契、鼓勵研習，多麼喜悅。民雄鄉藉由眾多專業人士、勞工、技師以及各位多才多藝在工作站或別鄉據點的藝術家，你(妳)們離鄉背景來教導、培育本縣藝術土壤，使愛護大自然的努力能發芽、開花結果。
受邀參加工作站的木造房屋專題講座，專業講師說道：她到一個新的地方，會習慣觸摸桌子，把手指放在鼻下聞嗅，便知木板材質是否泡過不良液體，如果是用舊木材做的桌椅特別有一種原味。另一回講座主題是山林植物及水源，內容概略是：高山湖泊勿濫墾，也不可以恣意砍伐；山中溪谷淙淙水聲奔流不止，它是最自然的浩大水庫，山林破壞了，人為建造再多的水庫，也是耗財多、興利少。
2007年環境藝術行動的目標有五項，第一項是：透過藝術讓地方及人的故事被聽到。各位鄉親，願不分男女老少，如法國陋巷內的普通家庭，也愛把門窗點綴一番。就如同因血緣而成兄弟姐妹、遵行主上帝旨意便為同屬兄弟，供給人們呼吸的空氣的花草、樹林，以及出產食物的土地，也都是人的「另類兄弟姐妹」。讓我們共同成長，喜愛藝術。
謝謝在聆聽講師寶貴經典一席話後，大家一起品茗。

當我們「移動」了既定的視框…

文/孫華瑛

…這次我的角色很不一樣。去年我是單純的駐村藝術家，今年我是執行統籌，一個月的代理角色，要面對的是繁複的行政統籌和協調的工作，對我來說並不困難，甚至是熟悉的經驗，只是，很難完整的紀錄，但是，陪伴著六位助理夥伴們的對話過程，是我喜歡的。聽著她/他們說在社區現場的種種情境和限制，看著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在實務場域裡碰撞，尋找重新認識自己和關照他人的路徑，是我在意的…。

2007年的八月十五日我寫下這一段文字。關於那六位年輕生命的碰撞故事後續是….在每星期一次的工作會議上，我特別找了一次會議中的一個時段，帶著六位助理們一起經驗著敘說彼此和聆聽他人故事的「發展」過程。
這樣的刻意，是因為我發現，這是一個專案臨時編組的團隊，而助理們一進入這個團隊之後，第一時間隨即「匆匆」的緊跟著進入社區。當助理們被賦予是工作團隊中，行政和藝術家和社區三方層面的橋樑的角色時，他/她們的工作態度更顯重要。然而，行政團隊裡的成員們來到社區，經歷各式多樣的複雜的人和事的狀態時，工作者的角色拿捏以及和社區、藝術家關係的建立，甚至是每個人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助理彼此之間的橫向聯繫和溝通、訊息傳遞的效率等等，不斷影響著這份需要大量集結人和人之間關係建立的行動任務。當其中一個工作者和另一個工作者的橫向聯繫「卡」住了之後，當對話中帶著「情緒」和「價值判斷」優先於相互「理解」複雜情境時，我們開始回頭檢視「我真的認識妳/你嗎？」、「妳/你又瞭解我多少？」於是「慢慢」又「細緻」的內部「對話」情境才被看見…被召喚出來…。
如何和「人」一起工作要比如何做「事」要來得深刻也費心許多。當事情不斷接踵而來，工作者不斷被要求或是自我要求行事效率的同時，人和人之間真正的相互「理解」又是什麼？當我看見這幾位年輕的生命憑著一股熱情和興趣「靠近」這個專案行動時，彼此對彼此的「靠近」又在哪裡？或許是我長期和人的近身劇場工作經驗又夾帶著組織工作者的角色關係，對於團隊裡的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的發展比較敏感吧！也或許是過往的經歷告訴我，不怕事情多，就怕人的狀態不真實吧！為了看見那一層真實，也為了下一步的工作關係是正面的持續發展，於是，我帶著他/她們走過了一場「重新」認識自己和他人的敘事體驗。
就從各自畫一張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圖畫開始。我在向夥伴們說明這個行動的大致用意之後，每個人或快或慢的拿起畫筆在紙上塗了起來，我特別注意到本身是美術背景出身的幾位夥伴拿起畫筆來自由揮灑的神情，相較於另外幾位不是科班出身的夥伴雖然節奏慢了點，倒也能逐漸看見自己的生命圖像被一一描繪出來，這是她/他們大多熟悉表達的媒介和工具。當一張張圖像長出來之後，每個人目不轉睛的盯著彼此的創作線條和色彩，有整體意象的連環圖像、也有清晰可愛的日常生活景物，甚至是有兩張撕裂和缺席的抽象表現，於是，第一個透過繪畫表達的過程先露臉了。接下來是每個人敘說自己的畫中意境，就在一來一往的敘說和回應的過程中，我們看見彼此的生命脈絡、聽見彼此的情緒起伏，甚至是用眼淚和驚嘆聲堆砌起來的---「沒想到妳/你的生命裡有過如此的沈重負荷，以致於妳/你會如此小心翼翼」、「原來我對妳/你的刻板印象是建立在我的單一觀點」、「妳/你的工作方式是和我不一樣的，我們要怎麼讓對方理解差異」…。當我們「移動」了既定的視框，「重新」理解更細緻的脈絡之後，當「對話」是可以被允許差異和不怕批判之後…。
那份勇氣和自信，會帶著我們去抵制在自己身上被迫長出的限制和恐懼。
我們在經歷一場因為工作任務臨時編組形成的行動藝術，幾個月之後，任務完成，夥伴們回到各自的位置，妳/你會想起這裡的什麼？妳/你會感動曾經在這個計畫裡經歷過的什麼…？

不在嘉義的嘉義人

文/張育章
我曾經是嘉義縣人，至少，在那個身份證上的籍貫欄還沒廢掉以前。
從有記憶以來，小時候每年的寒暑假，爸媽都會帶著家裡三個小毛頭回嘉義省親。在島內第一條高速公路尚未開通前，搭火車是最便利的方式，但想買到過年前返鄉的車票，卻是難上加難。
有年小年夜時，我們全家一同搭爸爸的公司給員工特別安排的返鄉列車南下，集合點是萬華車站外頭的廣場。晚上十點多到了現場，只見黑鴉鴉的一大片，有如總統府前國慶閱兵的人朝，全是攜家帶眷的員工們，癡癡地等待那不斷宣佈誤點的列車到來。等了約莫兩個多小時後，終得上車。一路上列車走走停停，我們到達 斗南站時，已快天亮，坐上頭班開往梅山的公車，在山路上左繞右繞顛顛簸簸，醒來時，人已置身於在梅山市街開著西藥房的祖父居住的長形街屋裡，牲禮飯菜陸續上桌。
後來，不知是因為父親與祖父間的嫌隙擴大，還是返鄉購票及長途跋涉的過程實在令人卻步，我們每年返鄉的目的地，就從梅山與民雄縮減為只剩民雄一地。 通常是由媽媽帶著我們三兄妹提前幾天南下嘉義，再由舅舅們開車至車站將我們接回民雄的中央村老家。我們這些還在小學與幼稚園階段的表兄弟姐妹十多個人同聚一堂，穿梭於農田、魚池、晒穀場、老式平房以及碾米廠的小閣樓之間。這一年一度的大團聚與發壓歲錢，大概就構成了我童年時最美好的過年回憶。
後來回想，從小學到大學之前，寒暑假各一次的這種省親之旅，是建立並維繫自己為「嘉義人」身份認同的重要儀式。畢竟，比起那些籍貫是廣東梅縣、福建 青田、山東濟南的同學們，我們在嘉義是真正的有個可以在放假與過年時回去住的老家，雖然對於「故鄉」的認知與熟悉，遠不如我的父母親，但對於它的樣貌、生活方式以及它們與台北間的異同，多少還是可以察覺到的。
進入大學，得知班上有好幾位是從嘉義北上就讀的同學。初次見面，很高興地跟他們說我也是嘉義人，弄清楚狀況後，彷彿被潑了一盆冷水。這時才知道，在他們眼中，自己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台北人。從那之後，我再不敢理直氣壯地說我是嘉義人，而我對嘉義僅存的情愫，也隨著自己與表兄弟姊妹們陸續在台北、台 中、高雄三地各自就學、就業、成家，日益薄弱。
今年四月，因為到世新大學參加「媒體行動者與直接行動工作坊」，碰巧地遇到了瑪悧老師，閒聊間才得知她正在籌畫已邁入第三年的「嘉義縣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她熱情地邀約我跟一同參加工作坊的 Charlesc （莊友欣）有空時可以南下到活動現場，幫忙看看想想可以透過網路做出什麼東西，「就比照我們的『駐村藝術家』吧，反正是在網路上，也不一定要一直待在現場」。
雖說如此，但以我這幾年在淡水這邊，不管是社大、重建街、古蹟博物館或是在自家居住的社區裡闖蕩的經驗，我知道若沒真正進入現場，設身處地地觀察、理解在裡頭人們的困境與需求，並能在獲得信任的情況下與他們密切地溝通、探索出合適解決方案，那麼網路短期內所能發揮的效果，往往是遠不及那些保存與流通不易、但卻看得到摸得到的印刷品或實體作品。更何況是在寬頻與電腦設備普及率遠遜於都會的鄉下地方呢？
或者，就先從活動的紀錄開始，讓散居在不同村落的藝術家與工作者們，能在網路上相互看見彼此駐村的感受與經驗；而我這邊也可利用 google, flickr, youtube, technorati ,wikipedia 等網路內容/服務，透過標籤(tag)、檢索和資訊串聯(RSS)，來試著統整那些原來分散網路各處但與嘉義相關的片段資訊，拼出 Web2.0 世界中的嘉義圖像，看看能否在這個過程中，連結或召喚出更多嘉義人（不管是在地的，或是出外的），讓他們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繼續接手或另起爐灶。
遺憾的是，原先以為可以趁這次機會，帶著暑假過後即將進入小學就讀的兒子一同回嘉義，輪流到不同社區去探訪的打算，卻因他所就讀的新學校要求必須參加暑期夏令營而破滅；爸媽也因需照顧我那未滿周歲的小外甥，無暇代我接送兒子上下學。於是，大多數的時間裡，我還是只能待在台北利用網路、電話，與瑪悧老師、美編韻清及工作站裡的助理明鈺，協調網站內容的製作。即便是搭高鐵南下數次，雖然單程只要兩小時，但因自己與助理們可配合的時間有限，多只能待一個晚上進行授課，然後又匆匆返回台北，成果自是相當有限。
無論如何，活動所播下的種子已經在網路上扎了根。好在當初即把網站內容的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及開放性列為優先考量要素，所選用的工具裡，除了活動網站網址及Flickr 的相簿服務是需付費而有時限外，其它的不管是部落格、活動簡介主網站、YouTube 影片、Picasa相簿、Google關鍵字新聞、technorati與Google BlogSearch 部落格檢索等工具，都是免費而可望常存數年以上的。期盼在實體的活動工作結束後，有更多人跟我一同繼續打理、灌溉這些網路上的種子，那麼哪天時候到了，或許我們會驚訝的發現它們又冒出新芽，甚至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開了花、結了果。

交換禮物

文/許純僖

就在行動結束後的某天，我獨自到東後寮補鏡頭，在玉米田裡碰到一位正在翻土的農人，他以尋常的熟練姿態操作他的翻土機，慷慨的讓我隨意拍攝。我踢掉拖鞋，在他身後跟拍走了一段路，剛翻開的土壤釋放著一整天日曬的溫度。當我向他揮手再見的時候，這位素未謀面的阿伯，關掉隆隆作響的翻土機，在夕陽下微瞇起眼睛，叮嚀我：「駛卡慢ㄟ！」
回程的路上 ，我輕踩著油門，咀嚼這再平常不過的一句話，並試著把它所擾動的焦慮和遺憾丟出窗外。
在行動的過程中， 做為一個紀錄者，即使我努力去分配時間，在飛快的趕往某個社區的路上，總還是掛念著其他社區正可能在發生的事情，也一如預料的，我錯過了許多。這「許多」可能只是寄住在村裡的周靈芝早上七點睡眼惺忪的來為迫不急待要找她的小孩應門；或者張耘之在午後陪伴社區阿公下了一場棋；也或者是蔡江隆夫婦提著手電筒，相伴走上一段幽暗的山路，到茶農家泡茶聊天……。這些看似生活的片段，可能跟藝術無關，卻是環境藝術行動能否在社區撒下種子的關鍵，當藝術家與居民能夠相互打開心防去觸探與理解對方，才能有所交換。當然環境藝術行動賦予藝術家的基本任務，是要藝術家在駐村的有限時間裡，想辦法讓居民願意交換他們的時間來參與，共同去完成大家對自己社區的一些期待。但，在短程目標完成之後的然後呢？
我一直在尋找答案，因為一個導演會知道觀眾想問什麼？直到有一天，我陪恭和去鰲鼓溼地撿被東北季風吹到堤岸內的保麗龍塊，他嘴角飛揚，叨叨不停的說，他希望能帶路過社區的遊客到他的工作室，教他們利用這些破壞溼地環境的保麗龍，製作成手工藝品，例如鰲鼓溼地的留鳥---高蹺（行鳥），讓遊客帶回紀念的同時，也帶走了鰲鼓溼地的垃圾。看他用機車載著幾塊保麗龍一路騎遠的背影，我想，他也許跟藝術家交換到了更寶貝的東西：一種想像的能力！

集體記憶

文/蔡坤龍

時間過的真快，咦！不是昨天才開說明會而已嗎？轉眼間四個月過去了，整個活動已到尾聲了。在這段期間裡，結識了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們和座落在山、海、平原十個不同特質社區的居民。帶著不可思議但終究是事實的心情，回歸到原本的生活狀態。
正因為「認同」，是一種共同經歷的情感過程，所以藝術家和居民經由彼此「交心」、「參與」、「學習」而建構動態空間性，是充滿期待與熱情相互投入，而此層關係，恰如店鋪商家與顧客間的關係模式一樣，將因為對應態度及品質好壞，將直接影響商品銷售的成功可能性，因此顯得十分重要。
藝術家就自己的本職學能專長進入社區，然而居民對於藝術家所要推行的事物，卻有某一程度的「落差」在。想必在這樣的「擾動」下，對藝術家及社區資源都是一種消耗和負面的影響，是藝術家對社區了解的不夠深入；或是藝術家特異獨行的行事風格，還是社區本身組織上的不健全……，值得發人深省的。
「參與」，不論藝術家有怎樣天馬行空的想法，若能獲得社區居民鼎力加持下，藝術家就會為自己天馬行空計劃負責。即使是要吞劍、跳火圈也在所不惜，往往還會有脫序演出加碼演出胸口碎大石的戲碼，博得居民滿堂喝采；反之，就會發生藝術家獨自唱獨腳戲，台下觀眾屈指可數，只好含著眼淚帶著微笑，勉為其難的下台一鞠躬。
「學習」是藝術家和居民微妙關係，藝術家在社區實踐自身計劃時，起初大都以自己的經驗法則進行，往往都會有些脫稿演出，適時從「做中學，學中做」的態度，調整自身計劃以利完成計劃。在兩者互相學習、成長交換心得下，客觀的反應出藝術家被認同的具體程度。在社區裡深不可測的高手，實在太多了，然而有些藝術家就缺乏跨領域的概念，時常讓這些高手殺得措手不及，無法招架。即使是如此，但那也無妨，因為高手的適時給予出招，這種「回應」最起碼是鼓舞了藝術家創作的熱忱，了解到自己的行為不只是孤芳自賞的創作而已，因而產生創作的原動力。
在這次行動中裡姑且不論成效，其最有意義的地方在「過程」。過程中所經歷點點滴滴是藝術家和居民及整個工作團隊，所共築的集體記憶。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召集人？

文/蘇冠印

今年的環境藝術行動，比較特別的是分成有藝術團隊進駐的社區：如太和、中埔、東後寮、大埔，這些社區都各自有一個預設的主題，分別是產業、客家文史調查、聚落保存及水庫與人口外移，因為是團隊進駐所以也都設有一個召集人；以及沒有特定主題也沒有召集人的社區：包括發展成熟的新港文教基金會、剛剛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的六腳鄉新厝社區、也有今年又連莊的廟會鐵金剛水上鄉塗溝社區、和剛剛完成初階社造的東石鄉四股社區。而我負責的是後者。
一如往常，我照著去年的節奏跑社區，剛開始也是聯繫、接待、溝通、紀錄…。但今年比較特別的是，從在民雄廣播電台的環境藝術工作站藝術駐村說明會開始，好像每個社區都要來一個說明會，去年好像不是這樣。歐…原因在於今年文化局的政策改變了，所以工作團隊才需要再去每個社區進行一場又一場的說明會，和居民溝通什麼是環境藝術行動、什麼是藝術家駐村，以及實際操作的想法與方式。
但只有一個社區例外，就是塗溝社區，因為有了去年駐村行動的洗禮，所以環境藝術行動在做什麼，對社區來說並不陌生，更何況出來接待我們的還是號稱廟會鐵三角的呂村長、南天宮柯主委、還有塗溝工作室的屋主！所以溝通想法對塗溝來說不是重點，重點是塗溝今年要玩什麼呢？
理所當然的還是南天宮金府千歲聖誕廟會踩街活動，今年有三位藝術家們在七月開始陸續進駐塗溝，不但為塗溝帶來新的舞蹈和音樂，同時社區也給了藝術家不同的創作靈感。等等，寫到這裡，那統合的人在哪裡？對歐，我有說過我負責的社區是沒有召集人的，但是負責規劃統合的人是誰？如果沒有這個角色，那環境藝術行動是否會有火花呢？我想了一下，其實這些社區雖然沒有名義上的「召集人」，但卻都有一個不掛名的藏鏡人，那就是塗溝村村長、新厝理事長、新港文教基金會的張董事長、以及四股社區的恭和。他們負責召集統合社區居民，也幫忙藝術家聯繫社區居民，是環境藝術行動與社區之間的重要橋樑。沒有他們，藝術家進駐社區，想必不會如此順利，所以藝術家進駐社區是需要這樣的角色的。
在計畫進行中，不時會有這樣的疑惑：召集人要召集什麼？召集人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嗎？什麼是召集人？召集人能干預藝術家的創作嗎？藝術行動剛開始，有四個以議題為主的社區，當然會安排一個召集人，但是好像社區、藝術家和召集人之間磨合的程度不夠，造成許多狀況和衝突，所以引發了需不需要有召集人存在的內部問題，因為去年沒有所謂召集人的角色，藝術家大多會憑藉著自己的認知與社區進行直接的溝通，所以所產生的共識也是最直接、最快速的。但是當有了召集人後，事情好像變得複雜了許多，甚至導致一些衝突。
但話又說回來，沒有召集人的社區，社區裡還是有會負責統整的人存在，其實在我的認知中，這位才是真正的召集人！而在議題先行下設置的召集人要做什麼呢？老實說我到現在還蠻疑惑的。例如大埔的召集人是以第三者的角度在思考問題、提出問題；中埔的召集人常常出國不在國內，所以大部分的事都交由助理來發落；太和的召集人則是希望為太和的產業發展出一本書；而東後寮的召集人則覺得「我是被逼的」；好像每位召集人的對這個角色的自我認知都一樣，才會有不同的解讀吧。而正因為解讀不同，所以藝術家團隊進駐社區才會變得混亂、才會有摩擦產生。
所以到底是議題重要，還是召集人的想法重要？藝術家團隊需不需要有召集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社區一定需要一個召集人，所以召集人的定位是否應該要重新思考，這是我對於今年環境藝術行動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