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換禮物

文/許純僖

就在行動結束後的某天，我獨自到東後寮補鏡頭，在玉米田裡碰到一位正在翻土的農人，他以尋常的熟練姿態操作他的翻土機，慷慨的讓我隨意拍攝。我踢掉拖鞋，在他身後跟拍走了一段路，剛翻開的土壤釋放著一整天日曬的溫度。當我向他揮手再見的時候，這位素未謀面的阿伯，關掉隆隆作響的翻土機，在夕陽下微瞇起眼睛，叮嚀我：「駛卡慢ㄟ！」
回程的路上 ，我輕踩著油門，咀嚼這再平常不過的一句話，並試著把它所擾動的焦慮和遺憾丟出窗外。
在行動的過程中， 做為一個紀錄者，即使我努力去分配時間，在飛快的趕往某個社區的路上，總還是掛念著其他社區正可能在發生的事情，也一如預料的，我錯過了許多。這「許多」可能只是寄住在村裡的周靈芝早上七點睡眼惺忪的來為迫不急待要找她的小孩應門；或者張耘之在午後陪伴社區阿公下了一場棋；也或者是蔡江隆夫婦提著手電筒，相伴走上一段幽暗的山路，到茶農家泡茶聊天……。這些看似生活的片段，可能跟藝術無關，卻是環境藝術行動能否在社區撒下種子的關鍵，當藝術家與居民能夠相互打開心防去觸探與理解對方，才能有所交換。當然環境藝術行動賦予藝術家的基本任務，是要藝術家在駐村的有限時間裡，想辦法讓居民願意交換他們的時間來參與，共同去完成大家對自己社區的一些期待。但，在短程目標完成之後的然後呢？
我一直在尋找答案，因為一個導演會知道觀眾想問什麼？直到有一天，我陪恭和去鰲鼓溼地撿被東北季風吹到堤岸內的保麗龍塊，他嘴角飛揚，叨叨不停的說，他希望能帶路過社區的遊客到他的工作室，教他們利用這些破壞溼地環境的保麗龍，製作成手工藝品，例如鰲鼓溼地的留鳥---高蹺（行鳥），讓遊客帶回紀念的同時，也帶走了鰲鼓溼地的垃圾。看他用機車載著幾塊保麗龍一路騎遠的背影，我想，他也許跟藝術家交換到了更寶貝的東西：一種想像的能力！